这种统帅对军队的约束力，源自于军人彼此托付性命的信任，源自于军人对强者的服膺，源于各地军校不间断地培养出合乎要求的武人，还不断回炉教诫，更源自于郭宁对军队本身的深刻了解。
这种了解的程度，肯定达不到未雨绸缪，提前解决一切问题的程度，但也足以在问题暴露以后及时应对了。
如果地方将帅如骆和尚这样，有能力有手段，将帅自家就会按照郭宁的事前授意去解决问题；如果地方将帅的资历和名望略显不足，比如南京留守郭仲元这般，郭宁也有足够的工具和人手，使自己的意图随时贯彻下去。
所以大周的军队，并不会像南朝宋人所想的那样，变成五代时彼此争衡厮杀的军阀。
这其中还有许多缘故，是南朝宋人想不到的。
比如，周军调度军官隶属和服役地点的频率非常高，所以军队中很难形成根深蒂固的山头。寻常将校也很难组织起可信的一伙人，去做违背军令的事。就连尹昌这样的老资格，最终也只能把力气用在军队以外。
又比如，大周是凭借武力击溃无数敌人，才崛起的王朝，周军将士们就算心里的想法多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叛乱的程度。宋人以为，用肥肉供养起骄横的武人，能使武人逐渐开始内讧。可在大周无人的眼里，南朝宋国才是最肥的肥肉，反倒是郭宁始终牵着缰绳，不令他们发动南侵。
最重要的保障，便是周宋两国之间，繁荣到令人咋舌的贸易本身。
五代时武人的残暴和割据，缘于残暴和割据能带给他们最大的利益。但对周军将校们而言，最大的利益并非土地，而在于郭宁等人不断组建起的一个个商行和与之相配的庞大贸易网络。
一个叛乱者，或许可以拥兵攫取某座军州，却无法攫取某个商行或者某条贸易线路。此二者必定是附生于整个军人集团或者说大周朝的军事勋贵集团，其环节太多太复杂了，不可能被某一小撮人劫夺。
而结果，就是任何一小撮人哪怕割据了军州，其能动用的人财物力，也不可能及得上整个军事勋贵集团之万一。任何蠢动必然旋起旋灭，大周的武人只能是一个整体。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无非是将己方的尖牙利齿用于何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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