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宁叹了口气：“朝堂上的儒臣们，一向提倡仁义，要咱们明德慎罚，以承天命，那些话不是没有道理。偏偏本朝负责治安、监察的，大都行伍出身，把杀人视作寻常。如果你们几方真的下狠手细查，我怕底下人立功心切，会严刑逼供，瓜蔓攀扯，不止影响太大，说不定生出新的冤案。”
李云躬身道：“既如此，就只有让他们自家去给天津府投案，依国法处置。”
这主意，倒是和郭宁此前所想暗合。
郭宁在处理军政事务之余，颇曾听人讲解近代故事，常常感慨南朝宋国何以重文轻武，以至于国势衰颓如此。后来上溯五代，才知道武夫当国以后，竟能肆意妄为、骄横跋扈到那种地步，而宋国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压抑武人，其动...，其动力并非出于某个皇帝或者某个文臣，实在是经历了可怕的世道以后，天下人共同的心愿如此，不容动摇。
终究武人不是圣人，他们每个人都有欲求，有立场，而其欲求和立场，并不天然和统帅一致，甚至很多时候，实实在在的野性难驯。数十万的武人，便如数十万豺狼虎豹。
郭宁作为军队的统帅，既要驱使他们，又要限制他们；既要保证他们的忠诚，又不得不时常容忍他们的犯蠢和胡来，这也实在是无可奈何。
所以郭宁早就想清楚了，这一趟，他手里的军棍必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最好的办法正如李云所说，不要去纠结军务所需，而将之视为一大堆政务上的、乃至日常治安相关的案件，扔给天津府去处理。
这上头，天津府必然查不出什么大问题来，毕竟这伙人忙了一整晚呢，再要遗下把柄为地方官拿捏，那真是蠢到了一定境界，活该倒霉。
郭宁有意让李云得个人情，当下先不理会他，让护卫把外头跪着的数十人全都叫进来。
那数十人几乎都是退役的军人，年纪不轻了，身上或多或少带点老伤旧病，非比气血旺盛的年轻时候。他们天还没亮就在行宫门前跪伏请罪，这会儿人人冷得膝盖酸痛。勉强跟着护卫入来，又唯恐走路七歪八倒，君前失仪，一个个地努足了力气，撑着腰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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