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金国以盐利为朝廷财政之本，立国以来长期维持的数字不过六百二十二万贯。承安四年起，朝廷提高盐价，盐利遂达一千零十七万贯。这个数字统共维持了两年，接着就是民怨沸腾，烽烟四起了。
大周践阼才一年，到处都要用钱，财政很是紧迫。偏偏梳理盐政尚需时日，听说去年的盐入还不到三百万贯。
所以周客山说大周皇帝紧紧盯着这块的收益，绝非虚言。
站在宋国的角度，这利润也一样是天文数字。
宋国和大周之间，是不是还要保留岁币，如果保留，又该怎么支付，至今还没谈出结果。主要原因是朝议对此大都反对，而史相觉得，不妨以此作为维系南北邦交的手段，有岁币在，就总有点官面上的情分。
如果转而去看当年大宋支付给大金的岁币，引得多少仁人志士泣血义愤？多少人切齿痛骂？那不过每年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折算成铜钱才一百五十万贯罢了！
也就是说，两家如果把今年上海行的收益二一添作五分掉，史相就等于把困扰大宋数十载的岁币踹进了自己和党羽们的腰包，凭此财力，在南朝官场几乎可以无往而不利。
“问题是……这些钱直接揣进咱们的荷包，不合往日规矩。”
“什么规矩，且说来听听。”
“一来，大宋官员多有托名肺腑之亲泛舟入海，以谋商贾之利的。咱们的上海行可没带着他们。二来，大宋官员在泉、广等处市舶司重征焉、强买焉、或罗织罪名罚没焉；在庆元府的市舶司动辄取七成货物低价和买，直接抽取五分之二的利润。咱们的上海行打着史相的旗号，可从不给人强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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