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雍正六年1728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查潮州民间原多种番薯，以代米粮，现俱大收，每筋卖钱一文，黄冈、碣石一带每十斤卖钱七文，约计一人一日之食，费钱不过一二文。”
可见，到雍正年间，番薯已经成为下层百姓日常食物，尤其是在发生水旱灾荒的年份，更是成为救饥度荒的救命之物。
当时很多有远见的地方官员也逐渐意识到番薯的重要性，如乾隆十二年的安徽巡抚潘思榘就要求全省种植番薯。
如此种种，连皇帝本人也逐渐意识到番薯是个好东西。
乾隆五十年，乾隆皇帝下诏以朝廷的力量推广番薯。
在上谕中，乾隆皇帝对山东按察使陆燿进行了表彰，说他总结番薯种植经验的《甘薯录》通俗易懂，命令“多为刊刻”，“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钞，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
同时要求，中原地方官员大力推广番薯。
另外，其他未曾遭灾的省份，也要把《甘薯录》“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将此传谕知之。”
由于有着来自最高层的关注，番薯逐渐在京畿地区和中原等地大规模地推广开来，成为下层百姓的主要食物之一。
与小麦大米等传统农作物相比，番薯不与主要粮食作物争地，且种植技术相对简单，对气候和雨水要求也不高，可以这样说，番薯对于清代养活亿万下层百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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