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笔收益？”雷处理完公务，中午把林义龙约在了一家经营“鱼和薯条”的餐馆，这样问道。
“不，是一笔损失。”林义龙答道，“损失了，就没有收益了嘛。”
“让我想想看，这笔正好基金结束封闭后可兑现之后的第七年刚刚好损失完？”雷问道。
“这是我的那位朋友的问题，跟我没太大关系。”林义龙答道，“谁知道呢，经济形势这么错综复杂，总要费一些力气。只不过，对一个年均收入入能达到150万澳刀的基金经理人来说，有没有这些钱，不会有人信的。”
许振坤的投资每年确实是150万澳刀，可他投资的都是澳洲邦联债券，高风险的投资也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父母申请签证需要的50万刀最低线。
“富裕阶层真有他们的特权啊|！”雷叹道。
“我们叫任意选择。”林义龙纠正道。
“没错，但结果就是如此。”雷说道，“那笔钱很可能就是和你们的钱做同一份对赌合约，一个多头一个空头，然后对冲保持对等。”
“那你得留神，按照上院的关于专业领域指导的判决案例假如我方当事人真的轻率投资决策导致了用户损失，是继续要掏自己的钱赔给客户的。”林义龙反驳道，“你这方面应该知道的比我更清楚。”
“当然啦，‘你对你当事人的具体投资策略一无所知，我更是局外人什么都不了解’，我们只是在一起回忆之前的岁月。”雷这样评价道，“可我觉得，你作为投资事务的律师去举报自己的当事人，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你说的不错，虽说我对我的当事人负有保密义务，然而提供这些证据的，却不是我，而是我的那位伙伴。”林义龙说道，“即使我因为行为守则无法提供证据的话，可我的那位伙伴却可以。”
“他对受托财产的来源有些害怕，于是向新南威尔士当局进行问询。同时，我的那位委托人被遣返，当局于是组织了对我们的询问。都不是我们主导的，律师公会有什么理由认为我没有为当事人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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