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义龙平时的时候，就去回到他的律所门市的唯一的办公室去。
他不会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林场，也不会一个人办公室发呆——这半年呆在办公室唯一的理由是邦妮。
邦妮6月份毕业之后，先回燕京探亲，然后才回到威尔士。每天朝九晚四地坐在门市房的前台——虽然不会有多少上门的顾客就是了。
因为邦妮作为有工作经验的实习生分走了林义龙大部分的工作。林义龙自己，每天的工作仅限于收发邮件或者处理他自己的事儿——剩下的时间，只是在耶昂姐妹家、泰晤士河畔金士顿、以及马斯塔赫的父母家来回往返而已。
“所以，我没有办法中断现在的这份顾问约。”周五中午，林义龙礼貌地拒绝了萨曼莎父亲——也就是到伦敦的田叔——岗位继任要求中止顾问约并返还咨询费的要求，“我们的顾问约还有一年，欢迎贵方随时按照之前约定的咨询范围提问，我们将尽可能地解答。”
“这笔律师费不少吧。”挂上电话，负责记录的邦妮问道。
“不算太多，一年9万英镑上下。”林义龙用无所谓的口吻答道，“只有一些关于他们融投资之类的问题，其他的领域代理费另付。”
“这也不算少了。”
“我是收钱办事的。”林义龙答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呗。”
“也是。”
因为邦妮是燕京同胞，而且办公室里又只有她和林义龙两人。林义龙也没有严格地遵循“上班时必须讲英语”的办公室规定，两人的说话相对随意，不仅是他们的邻居、同行，甚至连留学当地的同胞都以为这间没有一点东方元素的事务所，是一家毋庸置疑的“夫妻店”——两个人总是一起吃午饭，路人可以从律师楼会客室的窗户里看到邦妮无比温柔的神色。
“我有理由怀疑，你和邦妮关系并不纯粹。”周五下午，林义龙和凯蒂到碎片大厦的香格里拉吃完饭，晚饭前他们在号称是全欧洲最高的酒廊里等待就餐，凯蒂这样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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